忆昨癸未岁 张大千与范振绪：两位艺术巨匠的生平与成就
忆昨癸未岁 张大千与范振绪：两位艺术巨匠的生平与成就
张大千（1899-1983），名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后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四川省内江市人。幼年时期随姐姐琼枝和母亲学画，随哥哥文修习字。青年时代在上海师从曾熙、李瑞清学画。后在李筠庵的影响下，临仿石涛画迹，曾瞒过黄宾虹。上世纪30年代，张大千绘画艺术趋于成熟，工笔写意，具臻妙境。
范振绪（1872-1960），字禹勤，号南皋，晚年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甘肃省靖远县人，近代甘肃著名的革命家、书画家。范振绪出生在北京，九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娄氏回到靖远故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试中府试举人，二十九年（1903年）中进士，史称“龙门三击浪”。范振绪初任工部主事，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富强，必要实行民主和法治。1906年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甘肃早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1907年回国后积极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央参议院议员。袁世凯称帝解散同盟会，企图诱迫拉拢范振绪参加他的复辟活动，但被毅然拒绝。范振绪遂离开北京前往南京，拥护孙中山“戮此民贼”的号召，终使袁世凯的皇帝梦破产。1934年返回兰州，受聘为甘肃省国民政府顾问兼省禁烟委员会委员长。从此忆昨癸未岁，范振绪在故乡积极从事爱国教育活动和书画研究。
张大千居于苏州网师园时，和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为邻。叶恭绰曾多次向张讲起敦煌，认为中国人物画从明朝至清朝在不断衰退，而敦煌壁画则是人物画鼎盛时期的作品。他鼓励张大千到敦煌静下心来刻苦汲取、探究古代艺术家的绘画布局、色彩、技法。张大千深受鞭策，萌发前往敦煌的梦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大千在北平拒绝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后借机逃出，回到四川居于成都青城山。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宁青监察使的严敬斋，经常向张大千介绍敦煌石窟艺术，更激发了张大千去敦煌的决心。1940年秋，张大千做好一切准备出发去敦煌，行至四川广元时，听闻从国外举办抗日宣传募捐画展归来的张善孖病逝，又返回重庆奔丧。张善孖是张大千进入绘画艺术殿堂的领路人，更在人品节操上对张大千有着巨大的影响。张善孖为抗日宣传募捐，不辞辛劳而猝死，这种深挚的爱国之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深深感动着张大千。张大千决心不辜负哥哥的期望，更加坚定了去敦煌学习的信心。1941年初，画家李丁陇临摹的敦煌壁画在成都展出，张大千看后惊叹：“妙不可言！”当年春夏之交，张大千便迫不及待地携夫人和儿子、侄子、学生等人动身再次前往敦煌。到达兰州稍作停留，随即西行到达武威。而范振绪也于1936年应国民党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邀请，移居武威。在这里，范振绪见到赴敦煌参观考察的张大千。
张大千师从曾熙学画时，就听说范振绪的书画造诣很深，心中甚是敬慕。在武威，张大千、范振绪见面后，相谈甚欢，结为至交。关于两人见面，目前有不同说法，给两位历史名人的人生经历蒙上了模糊的面纱。张尚瀛记录是故人偶遇：张大千到武威后参观大云寺，巧逢范振绪正在寺中蘸墨作画，故人喜逢，倍感亲切。顾炳枢和高诚讲述张大千的敦煌行时都是这样叙述：“在武威，张大千幸遇甘肃省参议会副会长范振绪先生。此人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一聊，原来范先生是甘肃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这都说明张、范二人属于偶然相遇，只是张尚瀛认为是“故人相逢”，而顾炳枢和高诚认为二人是陌生见面，后相识。张大千之子张心智回忆则是经人介绍相识相知：经过武威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著名书画家范振绪先生。张、范二人结识后相谈甚投。黎大祥认为是范振绪前去造访张大千：张大千抵达凉州，被保存完整的古城所震撼。“不久，一位个头不高，银髯拂胸的长者前去造访他，这个人就是当时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著名的书画家范振绪先生。”这是范振绪主动结识张大千。2012年５月11日兰州晚报数字版登载《张大千在甘肃的传奇故事》一文，提出是马步青引荐、兰州市市长蔡孟坚陪同张大千拜访范振绪，二人结为忘年交。
张大千和范振绪的相见之事距今虽时隔七十余年，但目前未见更详细的资料佐证以上说法，故无法判定其真伪。但是不论哪种相见，都说明一个共同点：二人志趣相投，相见并相知。这是两人能够共同前往敦煌，结下敦煌情缘的前提。
范振绪此时已年近70岁，比张大千年长20多岁，张大千称范振绪为“老伯”“禹丈”“尊师”，叮嘱儿子张心智称范振绪为“太老伯”，可见张大千对范振绪的尊敬之情。张大千后来赠诗曰：“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颓垣坏塔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螟。”范振绪也非常喜爱年轻的知名画家，称张大千为“贤侄”。张大千和范振绪沿途游览了张掖大佛寺、嘉峪关城和安西榆林窟，栉风沐雨到达敦煌。二人一路同行同宿，观画赋诗，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敦煌自西汉武帝建郡，已有2000余年历史。作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域和巩固西北边防的重镇，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又使敦煌成为东西来往客商云集、文化交流荟萃的核心地域。佛教伴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逐渐由西向东传入中国，敦煌成为传统汉文化最先接触佛教的地区。佛教在此地空前发展，开窟造像成为当地人虔诚信仰佛教的实际行动。敦煌石窟的建造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开始，延续到西夏、元代。宋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兴盛起来，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湮没衰落。加之中原王朝经略重点区域离开西北地区，敦煌淡出人们的视野。
直到1908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带着从敦煌购得的莫高窟藏经洞写卷，在北京展出，“敦煌”才又进入公众视线。吸引张大千和范振绪等艺术家奔赴敦煌的是精美绝伦的敦煌佛教艺术。敦煌佛教艺术主要是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壁画、彩塑。莫高窟位于敦煌市城东南约20公里处，洞窟分布在大泉河（古称宕泉）西侧、鸣沙山东麓的断崖面上，隔河与三危山相望。洞窟分为南北两区，壁画主要分布在南区石窟内，面积达45000多平方米。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安西榆林窟位于瓜州县城南约70公里处的峡谷中，因其河谷中便生榆树而得名。榆林窟从洞窟形式、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与莫高窟十分相似，属于姊妹窟。始建于北魏、历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多个时期。现存有完整壁画的洞窟42个，壁画5650平方米。这样一个神圣而瑰丽的艺术殿堂，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具有相当大的魅力。张大千曾对武威青云中学教师李际科说：“学艺术的人，应该到敦煌去看一看，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
范振绪如此理解敦煌的佛教艺术：“佛教本是印度的东西，但中国人接受外来的艺术从不是全盘端，而是溶汇自己，使中国大地上的佛教塑像、壁画等独具一格。”范振绪考察了安西榆林窟后，对玄奘取经图的价值极为肯定：“唐僧取经的文字资料在国内尚不缺乏，而唐僧取经的壁画在国内却极为罕见，据说江南某寺院曾也有唐僧取经的壁画，年代略迟，随着寺庙颓圯已不复存在了。榆林窟的唐僧取经图，则是国内研究取经传说古老唯一的图画资料。”范振绪对敦煌佛教艺术的认识具有高屋建瓴的概括性，既体现出范振绪学识的渊博，又体现出敦煌艺术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他们在安西榆林窟还留有题诗。范振绪云：“安西风力劲，逐日是飞沙，为访峡中寺，同乘塞外车。雪泥千里印，山月一钩斜。极目荒村景，柽红犹着花。”张大千诗云：“摩挲洞窟纪循行，散尽天花佛有情；晏坐小桥听流水，乱山回首夕阳明。”范振绪另有
《夜宿毛竹台诗》云：“杨柳青青水一湾，尘心涤尽便开颜；我今欲问旗亭客，谁说春风不渡关。毛竹何幸始筑台，芦芽枉自送春来；雁衔凤集不须问，自有幽人费剪裁。”他们的诗句中既表达出对敦煌的热爱和对艺术的崇敬之情，也表现出彼此的喜爱和尊敬。
正是在这种莫逆之交的友情氛围中，范振绪向张大千讲述了自己早年丧父，慈母督促其昼夜苦读的幼年生活。范振绪幼年丧父，母亲娄氏督课甚严。娄氏经常对范振绪及弟弟们说：“无父之子，非勤不足植其始基也！”范振绪天资聪颖，母亲对其尤其严格。他如果稍宽约束，母亲则说：“聪颖之子，不严施家训，势必走入歧途也。”教导儿子“勿贪意外之财”，包括道路上的遗失物，也不可捡拾。母亲经常以父亲的清廉好施教育范振绪：“望汝辈居家毋为不肖子，居官毋为贪墨吏。”但是母亲亡殁时，范振绪远道且困于资金不足，未得归省，而致“抱恨终天”。
张大千感动于范振绪深藏于心底的这种情感，据此画了一幅画，名为《青灯课子图》。图卷上绘葱郁丛树，间杂翠竹，深邃幽静之处，小楼三楹，楼窗敞启，娄太夫人灯下方课三子就读，神韵慈蔼，犹见当年情况似昨；再左则平台小溪风景旖旎，更显夜深霜浓之意。画后张大千题词云：“巍巍怀清台，高节垂彤史。百世播流风，惟母良足企。范公幽介士，清华知所以。欧阳泷岗文，千秋嗟並美。昔共先师李与曾，英年挟笔动觚梭。黄尘海水清庙屋忆昨癸未岁，公为生民谢不能。小子年来鬚亦白，李公曾公墓木拱。西来叩谒登堂上，容颜稚子健曳踵。人前每颂白华诗，树静风摇泣罔极。永忆高堂寸草心，百年留照丹青色。肃穆拜公命，载笔为斯图。明贤惟有母，在昔慰醇醅。癸未秋孟忆昨癸未岁 张大千与范振绪：两位艺术巨匠的生平与成就，应禹勤道长命，谨写太夫人课子图并赋求正。蜀郡后学张爰。”（见图１）题诗中可见张大千对范振绪的敬仰和对范母的敬爱之意。
图１张大千《青灯课子图》
关于这幅画的创作，目前有两种说法。张尚瀛认为是范老与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考察、编号、临摹时，回忆详述其幼年在京苦学情况于大千，大千闻之颇为感动，乃就其所语绘为此图。黎大祥认为1941年严冬，张大千因去青海塔尔寺邀请喇嘛画师，并接张心智回敦煌，在武威居住于范振绪家中。范老向张大千详细介绍并讲述了自己早年丧父，慈母督课他和兄弟昼夜苦读的情况，嘱托大千以此事为题材，为他画一幅画，以作为永久纪念。1943年夏天，张大千结束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后，返回途中在武威留宿，向范老亲手奉送《青灯课子图》。前一说法未细说该图创作、奉送时间和地点，后一说法细说了此图创作来历和奉送时间、地点。
根据图中题诗，可对此加以考证。此图落款处，写明时间为“癸未秋”，创作缘由是“应禹勤道长命”。“道长”是张大千对范振绪的另一尊称。因此，范振绪嘱托张大千作画是符合史实的。但奉送时间不应是夏天，而是秋天。另外，范振绪向张大千讲述幼年生活的地点到底在敦煌，还是在武威？图中未有说明，黎大祥亦未说明，张尚瀛认为是在敦煌。目前尚未找到清晰可证资料，故不敢妄论。但该图作为张大千和范振绪同行敦煌所结情缘的一个表征，当是事实无异。
张大千的治印和诗书画水平都很高，但很少赠人，却例外地给范振绪刻了一方田黄印章，成为范振绪常说的三宝之一（宋徽宗画卷、王菏泽遗稿、张大千刻田黄名章）。范振绪在张大千的画中常有题跋。如在张大千《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题曰：“此大千与予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画随意背临，神情与壁画颇肖，足证早入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辛巳夏题于沙州。”张大千在内地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的展品中有很多范振绪的题跋。如“大千受业在清湘，怪石奇峰最擅长忆昨癸未岁，画鸟忽然学雪个忆昨癸未岁 张大千与范振绪：两位艺术巨匠的生平与成就，胡为栖息不高翔。秃笔纵横写石根，蝉鸣鱼咏正黄昏，如何妙解荒寒色，君是山中一老猿。”“大千画人物铁画银钩，非费小楼、王小某辈所及，自遊敦煌后，学日益进，此为近时随意遣兴之作，虽着墨不多，潇酒风致自在，可宝也。”范振绪对张大千的爱惜和诚恳的情谊跃然纸上。这皆是二人同赴敦煌所结的深情厚谊之果。
张大千和范振绪的相见相知，皆因敦煌而起。他们的深情厚谊，也因敦煌而结。但最为重要的是二人对书画艺术的不懈追求，促成了他们的敦煌之行。二人的情谊正好印证了范振绪的一副楹联：“万事随缘皆有味，一生知我不多人。”张大千正是范振绪心中有情缘味的知己之一。
范振绪与张大千、鲁大昌等合影于兰州
左二怀抱两个小孩者为张大千，左四为范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