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评“变法”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其次,他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说明法随时变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劳永逸”的.最后,他分析中国当时的现状,指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救亡”、“自强”,实行变法,必须改革中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国家的政体.首先,变法“必先变人”.其次,变法“必兴民权”.再次,变法必须变专制政权的为立宪政体.具体做法是：第一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设立民选议会.第二,制定宪法.第三,实行“三权分立”.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在戊戌变法中,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并且,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行使“三权”称为“用”,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这就是说在戊戌变法中,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人亡则政息”,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
（二）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所以世上多无长治久安之时.
（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大,政务繁,若专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
（一）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备了一定的“德”与“智”的人在戊戌变法中,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后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运用才可发挥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强调指出：“法不能独立”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