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变法”与“中国之新民”的区别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看看梁启超这些头衔有多少？但是，我们一般人对他的熟悉程度大概都只限于他与老师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吧？
实际上，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又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他不停地反省：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1902年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新闻思想的变化，年仅29岁的梁启超才气爆棚，《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一大批著作相继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了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 “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
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从报》上发表《新民说》—文。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梁启超认为， “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国民素质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文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 “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研书”。
康有为与梁启超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
因此，梁启超的文章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基础，并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还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还曾提出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也是梁启超最早提出，他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还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是马克思。
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那时的革命派中有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黄兴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写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描述了一个共和社会新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为“罗在田”。 “罗”即“爱新觉罗”， “在田”即载湉的诸音，“罗在田”即光绪帝（也有一说法称罗在田指爱新觉罗即将下野）。第二任总统为“黄克强”，意指炎黄子孙人人自强。
那时有一个人正因华兴会刺杀王之春（晚清官员）失败打击，东渡日本，当见到梁启超所写小说中主人翁的名字后，遂改名为黄兴，字克强。
胡适12岁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汇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评价梁启超的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
鲁迅先生也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一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孜孜不倦，明显是受到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启发。
革命志士林长民的《山东亡矣！》一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梁启超的“变法”与“中国之新民”的区别，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章，正是源于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梁启超在这封电报中，告知了当时巴黎和会的情况，并提出了争取权益的方法。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近代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年）称赞说： “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胡适
当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 “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等人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清末维新志士黄遵宪（1848年－1905年）对梁启超的文笔有一段电光火石的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从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梁启超的“变法”与“中国之新民”的区别，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新闻思想的变化，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梁启超弟子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新闻思想的变化，称：“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总之，梁启超作为一名清末民初的优秀学者，堪称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本文参考自：《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