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领袖翁同龢要弄清楚翁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
清流领袖翁同龢要弄清楚翁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
翁同龢，当过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也是清流派代表人物。
翁同龢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入军机，成为帝党骨干和军机重臣，号称“两朝帝师，十载枢臣”。他最为后人争议的表现甲午战争翁同，也就是在此期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
清流领袖翁同龢
要弄清楚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还要回顾一下甲午战争的起因。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确立了“开疆拓土”的扩张方针，对于开拓远东的利益早就摩拳擦掌，这是它想要扩张的必须一步。要想向远东扩张，朝鲜就是它想要进入远东必须的一块跳板，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这与中国利益直接冲突，为了争夺亚洲霸主的位置，中日迟早必有一战。
翁同龢和清流派，是甲午时坚决的主战派。
从历史上看，中国击败日本，阻止它向东亚大陆扩张也有先例可循，在唐朝和明朝，中国都曾派兵挫败过日本向东亚扩张的野心。
那么到了清朝，实力对比又如何呢。
从军事实力来看，在开战之前的1884年，曾经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已不复当年之强大，总吨位已经被日本联合舰队超过，日本军舰都是近几年下水的新舰，北洋水师从1894年后再也没有下水过新的军舰，实力此消彼长，联合舰队已超过了北洋水师。
海军虽然不再领先，实力差距还不算太大，真正有差距的是陆军。甲午时期的清朝陆军，装备并不差，甚至领先于日本陆军，但在理念、制度等方面和日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他们本质上是手持先进武器的一支旧式军队，而日军已经完成了近代化改革。
即使如此，日本对中国也没有必胜把握，因为中国体量庞大，洋务运动也已进行了多时，至少从表面上看，清朝的力量强于日本，连西方列强们也都这么认为。
不论主战还是主和，似乎都有理由。在没有正面决战之前，清军和日军都没有能击败对方的绝对把握，对双方而言，这都是一场国运之战。谁胜，则能称霸东亚，谁败，则将损失惨重，任人鱼肉。
理论上看，翁同龢等人主战，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因为坚决主战的清流派们，他们不了解外部局势，也不了解内部情况。清流派擅长的是放言高论，这是传统谏诤的方式，但在具体操作上，他们却与实际脱节。
清流派也不是没有想办法，10月7日，清流干将文廷式领衔、38名翰林联名上了一封奏折，里面提出了备倭建议：
“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忌。故闻英人颇有借端与楼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牟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藉资御敌。”
他们认为，只要给英德“大约不过二千万金上下”的军费，就可以“使伐倭人”。
实际上，列强都各有自己的算盘，没有国家会愿意自己去跟日本开战，这种打算显得荒唐可笑。
除了对国际局势的无知，还有对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如礼部侍郎志锐、翰林院编修曾广均等清流领袖翁同龢要弄清楚翁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他们认为“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
清流派连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都搞不清楚，哪里来的勇气一味主战？
许多人认为清流领袖翁同龢要负主要责任，他是两朝帝师，权力显赫，又和李鸿章有宿怨，主战是他借以打击报复李鸿章的手段。
这种看法，是太抬高了翁同龢个人的影响，又放大了他和李鸿章的私怨。
因为，不管有没有翁同龢，清流派都是会坚决主战的。
清流派的对外主张
翁同龢是后清流的领袖，在他之前，前清流的领袖是李鸿藻。清流派的形成，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御史和翰林们为了对抗政见不合的洋务派，而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逐渐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
他们一贯的对外政治主张，就是坚决反对妥协，一味主战。
清流派的主战主张，也并不全部都是错误的。
1879年，钦差大臣崇厚在未经朝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骇然”，对于这份不平等条约清流领袖翁同龢要弄清楚翁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出现了两种意见。
李鸿章的主张是批准条约，然后“徐图补救”，认为如果推翻条约，会留下口实——“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左宗棠反对批准条约，主张提兵备战，重新谈判，“据理争回”。清流派提出废约、备战、重开谈判三条建议，认为“和局万不可破，武备万不可缓”，最后朝廷支持左宗棠和清流派的意见，派左宗棠率军向伊犁挺近，这就有了老帅的“抬棺出征”的故事，同时派曾纪泽出使俄国，进行改约谈判。
虽然最后的《伊犁条约》也不是平等的条约，但毕竟争回了一部分主权，称得上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在这次事件里，清流派有它的功劳。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求战和求和两种意见始终在交锋，清流派还是坚决的求战派，他们主张增兵，抗击法国。
可惜战争中，后期清军在取得优势的情况下，还是签订了合约，越南从此脱离了清朝的控制。其实当时法国国内动荡，国际上吃紧，败相已露，很难再坚持下去，清流派的主战立场，虽然未必经过审时度势的缜密分析，却并没有错。
清流派的传统士大夫身份
从《伊犁条约》、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不难看到清流派无一例外坚决主战，这是由他们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
清流派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里，“道”是高于现实本身的层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传统理念里，讲究的是尚德不尚险，讲究的是修齐治平。
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现实与儒家道德有所冲突，那必定是维护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必须坚持儒家之道，这是典型的政治正确。
另外，从儒家理学角度来看，清流派是传统统治思想的维护者，他们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中国是天朝上国，不可能向日本这样的小国主动低头，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不容侵犯，否则就是不尚礼义，不图人心。
如理学名臣、清流派的精神领袖倭仁就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甲午战争翁同，这是一种唯心的理学思想。
清流派的外交主张，就是对外强硬。这一点，他们不但上疏清议，并且身体力行。如在中法战争里，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出任各地海疆会办的吴大徵、陈宝琛、张佩纶等人都是清流派重要成员，在甲午战争中，吴大徵还主动上疏，带兵请缨出战。
“轻言战争”的清流派
主战归主战，“轻言战争”则是清流派对外主张的通病，这正是儒家传统士大夫的通病。不光是清朝，拿明朝来说，崇祯面对清朝和李自成的内外压力，有心与皇太极议和或是南迁以避李自成锋芒，都在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下无疾而终，错过了机会。
清流派也是这样，他们的主战言论建立在唯心的儒家传统思想上，不了解国际局势，也不清楚自身实力，不是经过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细致分析而得出，仅仅因为因为要尊王攘夷就轻率言战，而不考虑战争的实际问题。
清流派的主张，符合道德伦理观，爱国忠君，却不顾现实的实际情况。
在战事还没有爆发之前，李鸿章所说“但令(北洋水师)游弋北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从两军实力上看，更加客观，如果能牵制日军行动，拖延战事爆发的时间，不给日军以迅速开战的机会，事后来看要更加有利。
对于清流派的主战，左宗棠认识得很清楚，他说“惟刚柔之间最宜斟酌，过刚固虑做不到，过柔亦恐了不了。”
曾国藩也说过：“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清流派的另一面
清流派是有它的时代局限性的，但并不能说清流派就一无可取之处。
清流派不等于保守派，在坚决捍卫儒家传统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张就时的。他们对洋务并不排斥，这和守旧派截然不同。
守旧派的观点是“道器皆不变”，就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维持之前的形态，对于洋务他们非常抵触，是洋务运动的反对派。
清流派则不同，他们守道，对器却没那么坚持，认为器是可以选择的。翁同龢本人对洋务持开放态度，他支持郭嵩焘、文祥、左宗棠、张树生等洋务人士。张佩纶赞成官商合办的洋务经济，陈宝琛、张之洞赞成修筑铁路，吴大徵会办军务、整顿军旅，他们都赞成向西方学习。清流派许多人都承认“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爱国者。清流派都饱读四书五经，讲究仁孝、克己，讲究匡时济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
拿翁同龢来说，他仰慕的是范仲淹、顾炎武等人，也仰慕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在他初入仕途时，父亲翁心存就教育他要“当读书砥砺，行严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翁同龢为官清廉、公忠体国，即使对他政治主张持反对态度的人甲午战争翁同，也难以从这些方面对他提出指摘。
轻言战争不是清流派的全部，他们也干了不少实事。
如整顿吏治，淘汰冗员，体恤民生、改革司法，清流们对这些问题都曾反复提议，同治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光绪年间的邓州王树文案等冤案，都是在清流派的奏章下最终得以平反，他们建议皇帝“多召见”、“纳直言”，要“敬天克己、勤政爱民”，在当时的时代来看，这些都是爱国的主张。
甲午战争后，清流派受到很大触动，许多人从战争中看清了现实，态度开始转变。
比如翁同龢的弟子张謇，也曾是清流健将，在甲午战争后，目睹梦想破灭，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此后创办实业、兴办教育、倡导立宪，成为一名务实派。
同为“翁门六子”的文廷式，也是主战的代表人物，战后改变立场，成为变法派，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并因变法遭到通缉。
翁同龢本人，则推荐了康有为，并在之后为之险遭杀身之祸。
小院之观
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们，在甲午战争中迎来了历史上最后一次绝唱，客观来看，他们对于甲午战争的决策起到了影响。但甲午之败原因很多，主战的不是翁同龢一个人，也不仅仅是几个清流大臣。
当时朝廷内外主战的意见占多数，慈禧和光绪都是主战的，翁同龢或许能影响光绪，能影响清流们，但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左右朝局，他也不过是众多主战派之一，只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责任被刻意放大。
甲午之败实际是整个儒家意识形态的失败，刺激到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人。没有参与者能完全撇清关系，翁同龢不能，李鸿章不能，光绪不能，慈禧也不能。翁同龢本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清流派也背不起那么大的锅。
甲午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旧时士大夫已无法承担起政治变革的主角地位，清流派也就慢慢消失，让出了政治地位。
正所谓“奈何洋务不争气 何必尽责翁同龢”，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全部归于翁同龢和清流派们头上，既不公正，也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