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城和百万无辜市民的唯一一位日本维新元勋
江户城和百万无辜市民的唯一一位日本维新元勋
1868年3月，忠于天皇的讨幕军兵临江户城下，并制定了总攻方案。幕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在街市准备了大量火药，一旦被攻陷就纵火焚城，玉石俱焚。假如真的如此，那么这个当时日本最繁荣的城市就会陷入劫难，日本近代史也会因此而被改写。
幸运的是，悲剧没有发生。拯救了江户城和百万无辜市民的，就是胜海舟——第一个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日本人，也是在近代中国跌落低谷时看到了中国长处的唯一一位日本维新元勋。
胜海舟的曾祖父是一位传奇人物，虽然双目失明甲午中日战争中抗击侵略者的人物，但擅长理财，竟成为江户巨富。不过，他的父亲是幕府将军的一个普通家臣。胜海舟生于1823年，和李鸿章同岁。作为武士的儿子甲午中日战争中抗击侵略者的人物，胜海舟从小就刻苦学习剑术，成为幕末的著名剑客之一。
在幕府末期，学习荷兰文的“兰学”广泛流行，学者可以借此了解西方科学技术。1840年后，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的消息震惊了日本，从此兰学的研究中心便从医学转向了军事科学。1841年，一位有名的西洋炮术专家进行西洋式的火炮发射和枪阵军事演习，让胜海舟大受启发。这位年仅19岁的剑客认识到，剑术已不适应当今作战的需要，从而舍弃剑术而改学西洋军事知识。
一位老师告诫胜海舟说，要救日本，唯有学习兰学才是正途。胜海舟刻苦学习兰学，如醉如痴。他以一年半的时间抄写了两部多卷本的《兰日辞典》。一部留作自用，另一部以三十两的价格出售，作为租书和购买文具之用。他在书店发现一部兵书，但被某人购去。他便征得该人同意，每晚往返步行八公里，利用书主人夜间休息之时将全书抄完。
对于闭关锁国的日本而言，兰学是一种全新的学术体系，反映了当时欧洲科学革命的大致成果。通过学习兰学，胜海舟不但接触了现代军事知识，而且逐步跳出中世纪的思想樊篱，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近代文明。后来他在江户开设了一家私塾，讲授兰学和西方军事学。他还根据兰书设计制造步枪，雇工锻造，诸藩纷纷前来订货。
在闭关锁国政策下，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的太平岁月。虽然知道世界在发生变化，孤立自处的日本从等级观念出发，仍然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中国、荷兰两个“通商”国家；二是朝鲜、琉球两个允许派遣使节的“通信”国家；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不相往来的国家。假如没有外来冲击，日本可能还将继续维持这种停滞、太平和孤立的状态，胜海舟也会以一个剑客和业余军事家的身份度过平凡的一生。但是，美国舰队的到来，不但打破了岛国的宁静，也让30岁的胜海舟的人生顿生波澜。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舰队闯进江户湾，让幕府惊慌失措。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局面，幕府打破惯例，向各个藩国征求应对之策。诸藩、大名以及与幕府关系密切者纷纷上书，胜海舟也向幕府提交了《培理来航之上书》《关于海防之再度上书》两份建议书。
胜海舟指出，外国船只之所以能够进入江户湾，是由于日本海防力量薄弱而造成的。他认为，建设海军乃日本当务之急，“海国兵备之要在于建造军舰，此乃天下之通论。……没有坚船则难以达成彻底防御外敌之目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将难成事。为了解决建造军舰的资金问题，胜海舟提出了“开国交易论”，即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与外国通商贸易，将其收益用于海防建设之费用。
在胜海舟看来，有了军舰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改革军队体制。因为幕府传统兵制弊端尽显江户城和百万无辜市民的唯一一位日本维新元勋，已经不再适用，“本邦之枪法兵制拘泥传统，武备松弛已无实用。故他者稍有觊觎，则尽显轻蔑之体”。为此，胜海舟建议录用人才、改建西洋兵制、创建军校。
在多达七百余封的建议书中，胜海舟的建议最为幕府赏识，因为它直面现实，有理有据。于是，幕府破格录用胜海舟为“下田取缔手付”，负责西洋书籍的翻译工作。
而立之年的胜海舟由此进入幕府，成为一名体制内官员。
二
1855年底，幕府创办长崎海军传习所，33岁的胜海舟被任命为“长崎海军传习生头役”（相当于海军军校学生总队长）。在长崎的五年里，胜海舟学习炮术、航海术和造船学，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专家。
作为日本第一所近代海军教育机构，长崎海军传习所聘请的教官都来自荷兰。一位荷兰中尉曾问一位日本商人：“长崎如果遭到外国人的侵略，你能保卫自己的城市吗？”商人答道：“非我所知，那是幕府的事。”这位中尉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个故事，并发表评论说，“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必须同心合力，保卫祖国。但日本人的这种义务观念很淡薄。荷兰军舰舰长带领一名军官、四十五名陆战队员登陆，就可以轻而易举占领长崎的所有要害之处。”
此事给胜海舟以极大的刺激。荷兰区区一海军中尉，对日本国情尚做如此分析，至于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各大国又怎么能够尊重日本呢？当时的日本全境有数百个藩，人们都把自己所属的藩视为国家，“藩即国”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日本则被他们称为想象中的“天下”。这种分裂割据、国防实力薄弱的状态，显然难以抵御外来入侵者。
在胜海舟的头脑中，开始抛弃传统而陈腐的“天下”认识，逐渐建立起近代国家的观念。他认为，在列强面前，日本应该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为了日本整体的利益，幕府在适当的时机把大政奉还给朝廷，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样才能与万国并立，避免沦为殖民地。
长崎海军传习所共招募了三期学生，培养了大量海军优秀人才，其中的高杉晋作、五代友厚等大多去过中国、荷兰、英国等国家。这些同外国有过接触的开明志士都很认同和支持胜海舟的观点。毫无疑问，在那个儒学的华夷观盛行的时代，胜海舟是一位难得的先觉者。
1860年访问美国的经历，更增强了胜海舟的现代国家意识。那一年幕府派日本使节团访问美国，随行的“咸临丸”由胜海舟担任舰长。这是日本政府的官船第一次横渡太平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平安抵达美国。在零距离接触的过程中，胜海舟仔细观察这个现代国家，认识到美国国家体制的先进，深感日本的落后。他注意到旧金山和长崎的钢铁厂没什么两样，只是背后的社会制度不同。美国是总统共和制，总统是从民众中选举产生的，比日本的将军、武士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更为强烈，国家的凝聚力更强大。
带着对国家的忧虑回到日本，胜海舟愕然地发现，国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攘夷”气氛高涨，主张开国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遇刺身亡，洋学家成为“攘夷”志士追杀的对象，连出洋考察的胜海舟也成了他们的狙击目标。
来自土佐藩的志士坂本龙马“听说胜（海舟）这家伙主张开国论，是很奇怪的家伙，必须杀掉”甲午中日战争中抗击侵略者的人物，于是前往刺杀。在利刃面前，胜海舟镇静自若，不但没有挥刀相搏，反而平静地对坂本龙马讲述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坂本龙马茅塞顿开，大为折服，当场拜胜海舟为师。坂本龙马在给姐姐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自己成为日本第一人的弟子。”
坂本龙马
在第一次护送使节团出海之后，胜海舟每年或每隔一年都会护送或大或小的使团出访海外。凭着自己在海军领域的才学，1862年，他被幕府任命为军舰奉行（海军司令），开始作为幕阁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僚而崭露头角。为了打破藩国各自为政的局面，树立幕府和西南诸藩“一大共有之海局”，胜海舟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的神户设立海军塾和神户海军操练所，招收各地有志的青年，为日本训练海军人才。
胜海舟为日本培养和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人才。除了为推动明治维新建立功勋的坂本龙马外，还有后来曾任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海军元帅伊东祐亨等声名赫赫的人物，都是胜海舟的弟子。
三
在大变革时代，处境最难的往往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体制外指责他们维护旧体制，体制内又批评他们激进冒动，身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
自从进入幕府，胜海舟就在这样的困境里挣扎。作为思想解放的体制内官员，胜海舟不仅希望建立现代海军，也希望幕府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革故鼎新。但是守旧保守的幕府只知道维护既得利益，已经丧失了改革动力。胜海舟对于幕府官员的因循守旧、腐败无能和门阀之见极为反感，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因而遭到保守派的嫉恨。
1864年7月，幕府命令各藩集结军队，讨伐长州藩。长州藩是西南大藩之一，兵力强盛，决心与幕府决战。一旦开战，日本就会陷入内战之中，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因此，身为幕府重臣的胜海舟坚决反对。保守派早就忌惮其权力过大，于是趁机将其召回江户，罢免其军舰奉行的职务。胜海舟还受到“蛰居生活”（闭门反省）的处分，神户海军操练所也被迫关闭。
在两年“蛰居”期间，胜海舟博览群书，思考日本未来。他认为，幕府已完全失去民心，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以幕府为中心，而是主张以日本为整体来建设现代国家。
胜海舟也与一些藩的维新派人士进行接触。
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与其交谈之后，佩服之至，赞赏胜海舟“有英雄气概”“学识深不见底，可敬、可怖”。这次会面不但改变了西乡隆盛对日本出路的设想，也决定了四年后江户城的命运。、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出版的胜田孙弥的《西乡隆盛传》中记载了西乡告诉大久保利通自己对于胜海舟的印象：
（九月十六日书信）初次与胜氏会面，他实乃令人惊讶之人物。我最初抱着敲打他的意图而来，却顿时为他折服。我看他一副不知究竟有多少雄才伟略的样子，首先，他是一个有英雄气质的人，比佐久间〔象山〕更能成事。虽然从学问和见识来看，佐久间已经超乎常人，但就眼下来看，我极其钦慕胜先生。
西乡在五年前被流放时，胜海舟还仅仅是幕府内开明派中的无名之辈，因此两人在1864年才第一次有机会见面。
当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幕府越来越难以应付局势。胜海舟一度官复原职，但是因为政见不合，很快又辞职。1868年初，幕府军队与讨幕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败北。胜海舟并不主张打这场战役，因为他担心内战会导致日本“重蹈印度、中国之覆辙，皇国瓦解，生灵涂炭”。
讨幕军乘胜追击，直抵江户城下。要求胜海舟出山的呼声很高，幕府任命胜海舟为军事总裁（相当于全军最高统帅），整个德川幕府，乃至整个日本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他手里。胜海舟深知幕府大势已去，假如一决死战，日本必将陷入内战。在胜海舟的思想观念中，相较于一家一姓权力的得失，日本的国家统一更为重要。在他的劝说下，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放弃抵抗，移居寺庙。
胜海舟派出代表与讨幕军谈判。虽然双方商定七项和解条件，但讨幕军总攻江户的预定日期未变，大军继续向江户逼近。身为幕府军事总裁的胜海舟鉴于当时形势，一面谈判，一面暗中通过英国公使给讨幕军施加压力，因为有不少英国人居住于江户，一旦开战将会受到牵连。
江户无血开城的谈判
日本的历史书上有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胜海舟与西乡隆盛跪坐在榻榻米上微笑着交谈。这是胜海舟与讨幕军代表西乡隆盛谈判的情景，时间是在讨幕军发起总攻的两天前。最终，双方达成江户无血开城的七项和平协议，包括德川庆喜引退、幕府家臣全部迁出江户城、军舰武器全数交给新政府军、交出江户城等。
1868年5月3日，讨幕军顺利开进江户城，正式接管幕府的都城。当时江户“人口超过百万，这个繁荣的大都市能够躲过一场血光之灾，胜海舟居功甚伟。更重要的是，他避免了日本的内战和分裂，使日本向完成国家统一迈进了一大步，也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
四
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胜海舟被新政府任命为海军卿（相当于后来的海军大臣），一直做到枢密院顾问官，位列正二位一等伯爵。
从幕末以来，胜海舟一贯是亚洲同盟论者，一直坚持着以东亚三国的团结扭转欧美侵略的原则立场。他认为日本简单追随欧美的殖民主义政策是愚蠢的，中日应该联合、携手发展，而不应该相互贬低或竞争。可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刚走上文明开化道路，就像列强一样开始对外扩张。1874年日本政府出兵侵略中国台湾，胜海舟因反对而辞职。从此，他一直在野，但是仍然坚持反战立场。
1893年，朝鲜发生内乱，日本军人蠢蠢欲动。胜海舟认为，日本自身的内政问题重重，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干涉朝鲜的内政。他也担心日本军队与清朝军队的冲突。他呼吁作为亚洲国家要相互协助，不应该互相残杀。
不久，中日在黄海发生海战。胜海舟是当时日本政治家里唯一公开反对这场战争的。他说，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老师，批评日本是“无名之师”。他还愤然写下一首诗：
“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鸡林肉，割以与鲁（俄）英。”
在战争开始后，他批评政府压制舆论，搞得大家都不敢说话，“认为唯有自己才正确、强大，只有日本才这样说，而世界可不是这么看的”。在举国一致狂热支持对外战争的年代江户城和百万无辜市民的唯一一位日本维新元勋，身为元勋级政治家却公开反对战争，为当时日本政治家中独一无二的一位，彰显了胜海舟的气概和勇气。
丁汝昌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后，胜海舟撰写悼诗公开发表在报纸上：
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
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双美照青史。
胜海舟年轻时去过中国，有许多中国朋友。
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冰川清话》中，胜海舟对李鸿章的评价极高。据说胜海舟跟李鸿章通过驻日公使多次交换过书法和著作等礼物，尤其在李鸿章的嗣子李经方任驻日公使的时候比较频繁。
当年北洋水师访问日本时，丁汝昌到胜海舟家拜访了这位日本海军的创始人，两人一见如故。胜海舟在书中记载：丁汝昌身材魁梧，面皮浅黑，看上去毫无威严，而且举止活泼，不修边幅，言语率真，像一伧夫。丁汝昌说读过胜海舟写的《海军历史》，了解当年日本海军草创的艰难，非常佩服他的功勋。胜海舟听罢很感动，为结识了一位海外知己而高兴，就把自己关于海军建设的想法跟丁汝昌谈了许多，此后将丁汝昌当做了自己的半个弟子。
丁汝昌后来以海军提督的规格请他登舰参观，数次盛情款待，而胜海舟为了表示一片冰心，吟了一首和歌并附上一把宝剑回赠。
胜海舟参观了北洋水师的战舰，发现整体上收拾得很好，日常用品等都不用外国货，全是中国制造，他说看了很佩服。丁汝昌还指着自己穿的军服告诉胜海舟，军装都是中西合璧。胜海舟记得当时刘步蟾也在座，他说刘话不多，个子也不大，但是看上去很有胆识。
因此，胜海舟对中国非常了解，所做批评极有见地。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意识，中国社会停滞而保守。在回忆录《冰川清话》里，胜海舟分析道：“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战争失败，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胜海舟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在皇权专制统治下，人们不会有现代国家观念，也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王朝兴亡，匹夫无责”。当然，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果缺乏现代国家观念，也可能走上歧途，就像日本一样。
胜海舟反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也表明，他的国家观念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们。遗憾的是，胜海舟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战争最终给中日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历史的阴影下，两国关系至今仍然复杂多变。
胜海舟当然知道中国的问题，但有一份同情的理解，知道中国的长处，没有因为中国的落后而看轻中国，这点在当时日本绝无仅有。在甲午战争前后，他一再说不要小看中国，中国人做事有很大的气魄，看问题的尺度不一样。日本需要跟中国合作，一起搞商业、工业，建设铁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五亿国民是日本最大的顾客，更何况中国原来就是日本的老师，东方人的事情还是应该由东方人自己来解决。
在举国为战争胜利而狂欢之际，胜海舟又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中国虽然输了，日本如果因为战胜而过度傲慢，日后不会有好果子吃。在他看来，即便能在使用舰炮的战争上取胜，如果经济上打了败仗，国家也要完蛋。他认为在经济战上日本是完全不及中国的。
甲午战争时胜海舟就对中国有如此清醒而准确的认识，半个世纪后的日本领导人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中国的本质！
晚年的胜海舟完全在野，但是忧国谋国之心从未消失。他谈论政治口无遮拦，对伊藤博文等权贵的批评也毫不留情。他发起西乡隆盛复权运动，为因西南战争背负逆贼之名的西乡隆盛的名誉恢复积极奔走。他严词批判足尾矿毒事件，支持田中正造反对公害、维护人民权益的运动。
1899年1月19日，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前夕，这位传奇人物因脑溢血死去，终年77岁。但是他一生追问的“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的问题，日本还要再经过半个世纪的苦难挫折才能找到答案。对于许多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来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是一个至今都没有答案的问题。